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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到“让数据跑路，不让群众跑腿”，从被动应对问题到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到做好服务工作，减少问题产生，从治理到服务，贵州运用“互联网＋”将“枫桥经验”丰富发展，不断升级。

　　以“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为核心的“枫桥经验”，作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正在不断融入新元素。

　　近年来，贵州以大数据为引领，创新矛盾纠纷预防、预警、化解相结合的五大调解机制，年均排查化解矛盾纠纷40余万件，开创了新时代贵州版的“枫桥经验”。

　　端口前移的矛盾纠纷预防机制

　　2015年初，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9个乡镇异地扶贫搬迁的118户405人陆续搬到白泥镇和景湾新村新居。作为一个原居民和新居民混居的聚集地，由于生活习惯不同等情况，成为滋生矛盾纠纷的诱因。

　　为预防各类矛盾发生，和景湾新村在村民内部推举了“连心人”，并由他们分别带头成立安全巡逻组、环境卫生组、矛盾纠纷化解组、文艺演出组、红白理事组、法律宣传组，共同开展以排查小隐患、控制小苗头、调处小纠纷、提供小服务、解决小困难、整治小环境为核心的“六小活动”，从源头上控制矛盾纠纷发生。

　　自2015年以来，该村没有发生过一起治安刑事案件，所有矛盾纠纷均消失在萌芽状态。

　　在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复兴镇两路口村，只要是关系到村集体的事情，无论大小事，都要经过村民集中开会表决。3年来，该县共召开村民集中诉求会议680余场次，收集诉求事项7000余条，处置反馈率达100%。

　　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针对工程项目易引发社会矛盾的特点，首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各级各部门坚持“谁决策、谁评估”“谁实施、谁评估”的原则，对重要政策出台、重大项目施工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未经评估审核，重大决策事项不得审批通过；评估不全面出现问题，对相关部门责任倒查，这一举措有效防止了因政策失误和项目盲目施工损害老百姓利益而引发的社会矛盾纠纷。

　　2013年3月，黔西南州针对多数商家、企业反映有关部门作风拖沓，办事难的问题，全州主动拓宽群众咨询和投诉渠道，通过收集诉求与 建议，开展了“安商百日行动”。这一行动用30天转变工作作风，用100天推动近年签约但落不了地的项目。

　　重心下移的矛盾纠纷预警机制

　　2017年3月30日，贵州省盘州市坪地乡箐口村7组高氏亲兄弟之间，因建宅基地问题发生纠纷，双方在争执过程中，老大高某突发脑溢血死亡，其儿子认为是二叔将自己父亲打死。随后，两家纠集亲属20余人准备械斗。眼看一场群体性事件即将触发，村里网格员高忠能立即向政府汇报，该乡及时启动坪地乡矛盾纠纷预警机制和处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经过法医现场鉴定，排除他杀的刑事案件后，盘州市综治中心、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迅速组织调解。经过多方调解，双方家属达成协议，一场即将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纠纷被消除在萌芽中。

　　盘州市还建立了“民转刑”命案“一案一剖析、一案一倒查”机制。通过分析发生的“民转刑”等极端案事件，针对性建立“矛盾纠纷隐患排查任务清单”。综治部门对社会矛盾风险做出定性定量分析和分级分色预警，派送责任部门化解矛盾责任清单。

　　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建立了“十户联防”预警机制。将全县163个行政村，全部成立治保组织，建立2611个中心户长，户长负责组织、监督工作。每个村（居）配齐配强村警务助理，建立不少于10人的群防群治队伍，负责本联防片区的纠纷排查工作，实现矛盾纠纷预警无缝对接、不留死角。

　　此外，铜仁市建立“一分析三报告”的长效工作机制。全市公安派出所每月主动把辖区内的案件情况、社情民意、矛盾纠纷排查情况，向同级党委政府、政法综治部门、上一级公安机关等单位汇报，避免小矛盾拖成大矛盾、大矛盾拖成社会问题。

　　目前，在贵州通过动员各方力量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已成为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

　　民族特色的民间调解机制

　　贵州省针对矛盾纠纷主体多元、诉求多元、类型多元的新特点，调动和组织各方资源，积极拓宽第三方参与纠纷化解渠道，做到专业纠纷专业化、群众纠纷群众解，在多民族区域发动社会力量开展特色调解。

　　位于黔东南州中部的剑河县，是一个以苗族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牯藏”是苗族地区代代相传的议事管理方式，民间发生的一些矛盾纠纷由“牯藏头”（又称“理老”）出面调解，不仅调解速度快，效果也好，做到了情与理相融，实现纠纷不扩大，矛盾不出村。

　　2015年，久仰镇基佑村杨某搞违建房屋，镇、村干部多次对其进行劝阻，杨某与干部发生矛盾。针对基佑村为苗族聚居村寨，民族习俗文化深厚，特别是“牯藏头”在村寨管理中起带头作用，调解工作组邀请村里的“牯藏头”出面调解。

　　“牯藏头”来到杨某家，了解到家里两兄弟要分家需要建新房，村里正在发展乡村旅游，杨某想在村寨大门建房子开农家乐。对此，“牯藏头”耐心劝说，“国家法律有规定，基本农田是禁止作为建筑用地的，你们分家需要建新房，可以向村委请求置换地基，寨门口建房影响了美丽乡村的建设规划，等村里发展好了，再选位置搞农家乐不迟……”

　　一番劝说之后，杨某同意放弃在寨门建造房子，并主动另寻地基。一起纠纷在“牯藏头”的劝解下，就地化解。

　　近年来，黔东南州立足苗、侗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探索以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人民调解法，通过挖掘和汲取民风民俗文化精髓，推出了“民歌调解法”“牯藏调解法”“五老调解法”“民约调解法”等极具民族特色和乡村气息的调解新机制，实现矛盾纠纷调解多元化，使大量基层矛盾控制在初始阶段。

　　贵阳市发挥基层优秀人民调解员“权威效应”，开展个人品牌调解室建设，涌现出栖霞社区王永奎调解工作室、铝兴社区毛师傅工作室，化解疑难纠纷。

　　诉调对接的多元化解机制

　　去年，因为工伤事故未得到任何赔偿，刘某将工厂告到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人民法院。法院了解到双方均有调解意愿，便联系“多元化调处中心”，委托其进行调解。在人民调解的不懈努力下，刘某和工厂达成了共识，双方签署了调解协议，并由法院进行司法确认，矛盾纠纷成功化解。

　　自2013年以来，福泉市在推动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三调联动”上积极探索，逐步建立起人民调解与司法机关及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委托调解的对接机制。

　　此外，福泉市成立了多元化调处委员会，根据矛盾纠纷呈现性质特点，在重点领域和重要行业建立医患纠纷、交通事故、矿群纠纷、征地拆迁等12个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时，建立健全全乡镇综治工作站、法官工作站，并加强人民陪审员、人民调解员、司法联络员“三员”队伍建设，夯实全面依法治理的群众基础。并以此形成了诉调工作无缝对接、矛盾纠纷多元化联动调解的“112”工作模式。

　　2017年，福泉市各级各类调解组织共调解矛盾纠纷3091件，调解成功2990件，调解成功率达96.73%；法院全年受案3949件，同比下降1.12%，远低于黔南法院系统14.9%的增幅，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案件负增长法院，有效缓解了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目前，“112”模式已在贵州全面推广。

　　大数据支撑的网上调解机制

　　贵州省通过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推动线下调解向线上调解拓展，一站式解决矛盾纠纷。

　　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贵阳市通过电话、网络、APP等各种方式调解物流纠纷133件，其中重大疑难纠纷70件，调解成功率98.2%。这些数据来自一个成立不久的贵阳“货车帮”互联网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调委会），该调委会将人民调解延伸到互联网物流服务行业，搭建网上矛盾纠纷受理及远程调解工作平台，实现风险消除在行业内，纠纷化解在网上。

　　今年3月27日，宁夏海原县司机马某通过“货车帮”APP平台，看到山东省菏泽市庞某提供的公路货物运输需求信息，双方取得联系后进行线下交易，协议运费1万元。然而，马某表示当时约定货到付款，但是卸货后庞某一直没有结算运费，由于货主与马某两地相隔较远，心急如焚的马某便通过平台向调委会提出诉求。

　　当事人双方同意调委会通过远程视频调解后，并于4月12日、13日两天将货运款全部支付马某。

　　作为中国最大的公路物流互联网信息平台，贵阳“货车帮”调委会是为520万卡车司机提供货源匹配交易平台的大数据公司，在全国360个城市开通了服务，平台会员用户达645万人。

　　54名专业律师组成的“贵州大数据律师服务团”对调委会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和法律问题提供调解、咨询、论证等法律支持和帮助；由360名执业律师组成的“新媒体普法律师服务团”也成为“货车帮”调委会的坚强后盾。

　　此外，贵州搭建全时运转的“书记省长——群众直通交流台”，实现省委书记、省长“不绕弯、不走样”了解社情民意，群众“不出门、不上访、不花钱”表达诉求，矛盾问题在网上解决。（汤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