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人民调解员的83个工作室

樊九平的工作室即将“扩容”。

“九平,我们这儿也需要建个调解室,主要解决涉税纠纷。”5月10日上午,陕西甘泉县税务局局长姜文军一行来到甘泉县桥镇乡桥镇村,和樊九平商谈在县税务系统建立“樊九平式”调解室相关细节,并聘请他为特约监督员和调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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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甘泉县税务局局长姜文军(左一)来到樊九平家,商谈在县税务系统建立“樊九平式”调解室相关细节,并聘请樊九平为特约监督员和调解员。 记者 刘居星摄

此前,甘泉县已在县、镇、村三级建成83个以樊九平名字命名的“樊九平式”调解室,来自各行各业的“樊九平”们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樊九平是陕西甘泉县桥镇乡桥镇村党支部书记。然而,让他声名远扬的身份,是人民调解员“樊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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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镇村村委会摆放着樊九平调解过的案卷卷宗。 记者 刘居星摄

保持客观理性、分辨事实真相、理清调解思路、作出公道评判,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乡里乡亲,越来越多的人“有事就找樊九平”。

20多年来,经樊九平调解的各种纠纷有2000多件。

鸡毛蒜皮的事,他不怠慢。人命关天的事,他也能说出个“理”。在情法理中找到“最大公约数”,樊九平有一套。

“化解矛盾纠纷,就得有一个能评理说事的人”

“樊书记!电线杆占了我的地,赔偿的事咋办?”5月10日9时许,桥镇村村民高勇推开村委会会议室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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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甘泉县桥镇乡桥镇村两位村民因电线杆占地补偿款发生纠纷,樊九平(右二)来到现场查看情况。 记者 刘居星摄

3月初,企业用电架设电线杆占用了郭建东和高勇两家的林地。因地界模糊,村干部误认为都是郭建东的地,将2000元补偿款全部付给郭建东。对此,高勇很不满。

“你先别急,叫郭建东来,咱一起上山看看。”樊九平说。

刚刚下了一夜雨。顺着泥泞的羊肠小道,他们走上小山头。林地间矗立的一组电线杆清晰可见。

明晰地界、确认位置,樊九平现场丈量、现场核实、现场调解。

鞋面、裤腿沾满泥土,3人回到村委会调解室。

“占用的林地主要是郭建东的。高勇这边,插一根电线杆补偿300元;伐了6棵杏树,每棵树补偿50元。郭建东应退600元。”

樊九平的这一方案,郭建东不满意:“我只出400元,多的不退。”

“这么着吧,郭建东出400元,我先替企业拿200元。”樊九平说,他之前和企业沟通过,企业同意适当增加补偿款。

高勇当场收到600元现金。两位当事人握手言和。

在农村,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处理不好,两家就成了仇人。经樊九平这么一说,事了人和。

樊九平的“说事”本领,还要从“说书”谈起。

1985年,17岁的樊九平拜师红遍陕北的说书先生张俊功。陕北说书内容多教人为善、弘扬正气,颇有教育意义。

10年间,樊九平走遍内蒙古、山西、甘肃和陕西等地,边学边说边悟,不仅练就了一张能说会道的嘴皮子,还从说书中悟出许多人生道理。

1995年,樊九平回到村里。他发现,乡里乡亲常常会发生各种矛盾:张家的狗咬死了李家的鸡,孙家的屋檐占了陈家的地,红白喜事操办意见不一……由于法治意识淡漠、封建思想留存,一些群众遇事后要么束手无策、忍气吞声,要么激化矛盾。

“化解矛盾纠纷,就得有一个能评理说事的人。”樊九平意识到这一点。

1996年的一天,村民朱三泉的一头牛跟着一个外地贩牛人的牛群走了。四处打听,朱三泉得知贩牛人是村里刘某的亲戚。

朱三泉多次找到刘某,希望他能帮着要回自己的牛。可那时,牛早被卖掉了。

“你嘴皮子好,去帮我说道说道。”朱三泉把希望寄托在樊九平身上。

几天后,贩牛人来到村里,把卖牛所得的1200元还给朱三泉,并赔礼道歉,表示自己之前做得不妥。

“事后,双方都邀请我去家里吃饭。我感受到被人尊重、被人认可。”这样的正向反馈,给予樊九平开启调解之路的巨大信心。

一传十,十传百。村里人遇到矛盾纠纷,都来找樊九平。甘泉县十里八乡都知道“桥镇村有个能说事的后生”。

“解疙瘩嘛,无非是细心、耐心、用心、将心比心”

闹别扭的人,想求的是个“公道”,调解人心里得“有杆秤”。

一次,村里赵家的羊跑进了周家的地,祸害了不少苞谷和萝卜。周家婆姨火冒三丈,差点和赵家婆姨动起手。村民见状,赶紧叫来樊九平。

“赵家的羊坏了周家的地肯定要赔,周家先骂人也不对。都说远亲不如近邻,你们为这点事情吵,让乡亲们看笑话。”樊九平三言两语,让二人平静了下来。

“九平,你说怎么赔?”两人异口同声。

樊九平走进周家地里,仔细查看了损失状况,算了一笔账:“羊大概吃了150棵苞谷,每棵结2个苞谷棒,一个棒子有3两玉米,市场价每斤1块钱,这就是90块;萝卜贵一点……”

“九平算得细致,说得也公道。”围观村民纷纷点头肯定,双方当事人也欣然接受。

樊九平处理矛盾纠纷,不偏三、不向四,凡事都说出一个“理”。他在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每次村民选举,他都被推选为带头人。

十多年前,桥镇乡新庄科村村民王怀兵与别人发生纠纷,第一次找到樊九平调解,对其“业务”能力十分钦佩。此后,他和家人朋友只要遇到矛盾问题,就会想到樊九平。“这些年,我找九平处理了十几次事。其中,我也有不对的时候,他说我的,我都认。”王怀兵笑呵呵地说。

“麻烦事找到九平就到头了。”最让桥镇村干部高平佩服的是,一些积年恩怨找上樊九平,一两个小时就能调解好。“要在双方各执一词的争执中找到突破口,找准症结解开心结,这需要智慧。”高平这样评价。

2021年的一天,下寺湾镇南河村的一位后生找到樊九平,让其帮忙调解他与叔叔家的纠纷。叔侄二人因为祖宅一孔旧窑洞相争两年多,都想重修后据为己有,互不相让,最严重时还动过手。

看着小山头上孤零零的一口破败窑洞,樊九平有了好主意——当时恰逢南河村修路,施工队在到处购买土方。他想是不是可以让施工队把山头的土取走,这样,山头下方的空间就足够打8孔窑洞,可供叔侄平分。

叔侄二人豁然开朗,懊悔自己相争多年,眼睛只盯着那一孔旧窑洞,忽视了更广阔的天地,还有珍贵的亲情。

叔叔握着樊九平的手,激动落泪:“你帮我们家解决了一件大事情,我这心里终于安稳了!”

田地、宅基地纠纷,婚姻、赡养、继承、财产分割等家庭矛盾……许多看似激烈的矛盾,樊九平都能很快化解。问到有什么诀窍,他笑着说:“解疙瘩嘛,无非是细心、耐心、用心、将心比心。”

“要让群众少走弯路、少受损失,感受到公平正义”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群众利益冲突呈现多元化。基层调解既能解决人们之间的矛盾纠纷,又能修复人际关系,同时还能适应群众盼望公平、高效解决的心理,在法治实践、维护稳定、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凸显。

2010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人民调解法,该法成为第一部全面规范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律。

2014年,桥镇村成立“樊九平式”调解室。这也是樊九平的第一个工作室。

2016年底,我省通过了全国首个以政府规章立法形式出台的人民调解员管理服务办法,明确了人民调解员的管理主体、应承担的职责以及补贴经费底线标准等,进一步推动人民调解工作创新发展。

2018年,甘泉县在全县推广“樊九平”调解模式,一大批“樊九平式”调解室应运而生,分布在县镇(乡)村三级以及司法、医院、国土等群众办事较多的单位。

2020年4月,樊九平“进驻”甘泉县人民法院,参与诉前调解。在这里,樊九平还有一个专业的法律助手团队。“樊九平式调解”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让正义提速、为群众解忧。

去年,甘泉县人民法院接到起诉1300余起,有近200起经樊九平团队调解后达成和解或撤诉。其中,大部分是民间借贷、追索劳动报酬、租赁合同、财产分割等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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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樊九平(右一)来到甘泉县劳山乡林沟村现场查看情况,对几名村民进行诉前调解。 记者 刘居星摄

因马社会等两名村民住宅排水影响自家土地,劳山乡林沟村村民张小琴将其告上法庭,后经樊九平团队诉前调解解决。马社会告诉记者:“我们这纠纷也就百千元的事儿。这要真打起官司,可得一笔不小的花费。诉前调解既省钱又高效,免去了很多麻烦。”

“要让群众少走弯路、少受损失,感受到公平正义。”樊九平经常这么说。

随着“樊九平式调解”的推广,甘泉县涌现出一批基层人民调解员。他们植根群众、了解民情、热心公道、善做思想工作,积极为群众“说大事、了小事、解难事”。

5月10日,记者来到设立在甘泉县公安局信访接待大厅的“樊九平式”调解中心,不时有群众前来咨询调解事宜。目前,甘泉县公安局根据矛盾纠纷性质类别,牵头组建了不同层级的调解队伍,邀请律师、司法工作人员、社会志愿者、基层干部参与调解工作,形成了包含120余人的调解人才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甘泉县公安局政工室主任衣志远说,“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樊九平式调解’优势,建立‘三级调解’机制,变被动警务为主动警务,变被动破案为减少案件发生,切实筑牢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记者 齐小英 刘居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