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样板法院”迸发“执行智慧” 上海即将迎来最终大考
近两个月来，上海的许多“老赖”是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度过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法院执行法官找上家门或者堵在单位里……
上海法院系统“夏日决胜大会战”上个月启动，在法院执行部门“雷霆风暴”般的“高压威势”下，许多“老赖”被彻底打蒙了，乖乖地主动到法院履行义务。
据最高法院今年上半年排名，上海法院实际执结率、法定期限内结案率、执行结案平均用时等关键指标均位列全国第一。
上海高院执行局局长鲍慧民向本报记者表示，上海已经基本形成了破解执行难综合治理大格局，46部门协同联动，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老赖”无所遁形，逃到海上也能被GPS定位
在金山，一名大龄单身男青年始终不履行还款义务，金山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将印有他头像和名字的易拉宝放在了他居住的小区门口。“太丢人了”，这名本就难找对象的大龄单身汉这下更是成了相亲“困难户”。最终，单身汉的母亲也坐不住了，主动带儿子到法院履行还款义务。
类似的一幕还出现在宝山区人民法院。一对夫妻共同成了一起执行案中的“老赖”，两人的信息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通过“上海宝山”政府官方微信公布出来。
这样一来，两名“老赖”的亲戚纷纷打电话给他们，称如果实在没钱履行，可以先借给他们，不然亲戚们都颜面无光了。很快，两名“老赖”主动到法院履行了还款义务。
郊区法院利用熟人社会的特点，将“老赖”的姓名、头像制成易拉宝，放在商场、小区门口。许多“老赖”不堪亲朋好友、四邻八舍的异样眼光，纷纷到法院履行义务。
今年7月25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执行法警前往莘庄工业区被执行人吴某的工作单位，将其堵在办公室。吴某没想到执行法官能“围堵”到办公室，只好“乖乖”跟随执行法官来到法院……
有的“老赖”满世界走，甚至整年漂流在海上，怎么去执行？
上海海事法院许多标的物是“万吨巨轮”。这些庞然大物真要跑到海上去，一时半会儿还真难以找到。传统的执行查控体系中缺乏船舶信息尤其是外轮信息，严重影响海事执行效率。这一难题现在已经被上海海事法院通过信息化技术手段攻克，该院在全国首创了船舶大数据分析系统——通过整合国际船舶登记信息、VTS、AIS等船舶卫星定位大数据、全球气象水文、船舶航行和历史航迹信息，实现在线查询境内外船舶登记信息，跟踪并精准定位所有境内外在航船舶的实时位置、历史航迹和预到港申报。船舶跑得再远也无所遁形。
该系统运行两年来，共为上海海事审判执行工作提供相关服务55次，成功扣押船舶65艘，大幅提高了船舶一次扣押成功率。
全国解决执行难样板法院，即将迎来最终评估
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两会上提出“要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以后，上海即被确定为“两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全国19个重点推进地区之一。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上海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2017年9月，最高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巡查组对上海法院开展破解执行难工作情况进行了专项巡查，在《反馈意见》 中指出，上海法院已初步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四个基本”目标。
2018年1月，最高法院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作为主要单位，对上海法院开展了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第三方预评估。2018年7月10日，评估结果出炉，最高法院将上海高院确定为全国法院“解决执行难样板法院”。
“能被确定为‘解决执行难样板法院’并不容易，执行办案质效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上海高院执行局局长鲍慧民接受记者采访时笑着说，两年多来，上海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41.58万件，结案40.71万件，执行到位金额1301余亿元，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均在法定期限内执行完毕。
据最高法院今年上半年排名，上海法院实际执结率、法定期限内结案率、执行结案平均用时等关键指标均位列全国第一。
近期，最高法院正在启动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第三方正式评估，评估分三批次进行，时间为今年8月、10月和12月，此次也将是对“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最终评估。上海高院将迎接最高法院的专项评估，评估结果将于明年两会前宣布。
46部门协同联动，压缩“老赖”生存空间
“基本解决执行难并非法院一家就能完成，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支持。”鲍慧民说，截至目前，上海已经基本形成破解执行难综合治理大格局，46部门协同联动，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2017年7月，上海出台失信惩戒的相关文件，市高院与市发改委、公安、税务等46个部门签署失信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并形成执行协作会议纪要。该执行协作机制的形成，对压缩被执行人的活动空间起到了重要作用。
鲍慧民表示，在办理执行案件中，上海法院会将形成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发送到市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然后该平台将信息转发到上述46个部门。这些部门会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录入各自的工作系统，届时一旦产生与失信被执行人相关的业务时，工作系统就会自动报警，主动拦截，停止相关业务办理。
据统计，目前，上海市工商局已经对6000多名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企业高管进行了限制，不动产管理部门对300多起交易进行了限制，市经信委则对失信被执行人购买新能源车进行了限制，市住建委对失信被执行人在新建、改建工程上进行了限制……近期，上海高院正与市交通委沟通，尝试对失信被执行人拍卖沪牌行为进行限制。仅今年以来，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就有3.27万人次，限制高消费3.6万人次、限制出境641人次。本市各区法院也与辖区内的相关部门签署协助执行协议，彻底解决了“协助执行难求”的困境。
记者从徐汇区人民法院获悉，该院近期加大了与区公安分局的合作力度，正在探讨解决执行中的户籍转出问题，让涉住宅房屋执行变得“干干净净”。
推进执行体制改革，让“运动员与裁判员”分离
执行工作能够取得如此成效，离不开机制、体制的保障。近两年来，上海高院深入推进执行体制改革，全面指引执行工作的有序开展。目前，全市三级法院均设立了执行裁判庭，实行“裁执分离”。
鲍慧民告诉记者，民事执行权分为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判权，在执行体制改革之前，这两项权力都归属于执行局，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模式，或多或少地带来了“选择性执行、消极执行”等外界疑议。
改革后，法院将执行裁判权从执行局划出，成立单独的裁判部门，而原先的执行实施权仍归执行局。这样一来就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执行监督问题。
鲍慧民表示，执行工作与审判工作不同，执行局的工作是执行法院生效的判决，带有一定行政化的痕迹，上海法院执行工作将进一步强化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以往各基层法院的执行局局长均由各法院自己任命，现在要事先征询高院执行局的意见。”鲍慧民说，改革后，上海高院执行局加强了对全市法院执行局的执行指导监督，并依据执行工作的特点，对全市法院实行执行工作进行单独考核。
在执行体制改革中，上海法院形成了以法官为主导的新型执行办案团队模式，即“法官+法官助理+司法警察（或辅助人员）”的模式。此外，上海高院近年来共对20余项制度规定进行了制定和修订，如《关于金钱债权执行实施案件流程管理的规定》 等。
加强信息化建设，让执行更便捷也更规范
提到信息化建设对法院执行的作用时，鲍慧民称，目前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已经离不开信息化。近年来，依托信息化建设，上海法院完善了执行流程管理系统建设，提升执行管理智能化水平，实现执行案件自动查询财产、有财产案件自动提醒处置、结案自动检验重要办案节点等，并与工商、房产、银行等41家相关单位建立了“点对点”网络查控，实现对被执行人股票、房产、存款等网络查询。
2016年至2018年6月，上海法院共查询银行2943.6万次、工商66.1万次、房产80.9万次、银联1.72万次、证券61.6万次，信息化对于执行工作的助力还在不断上升中。
上海高院还改造完善了执行办案系统，不断提升执行管理的智能化水平。鲍慧民说，执行办案系统改进后，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财产信息会自动推送给办案法官，提醒及时处置。
对于老百姓最关心的终本案件，该办案系统“不会轻易让它们过关”，法官将所有已经开展过的工作全部输入系统后，系统会自动检验是否符合终本案件的要求，哪怕执行中有一项未做的工作，系统也不予结案。本市各基层法院在执行信息化建设上也不断尝试出新，如徐汇法院在全市率先自主研发移动执行APP系统，将执行单兵终端、执法记录仪等与工作手机相结合，通过该APP系统，可便捷地将同步录像、回传信息、实时连线指挥中心等方面的统一，实现全程留痕，全面记录院外执行过程。
据统计，2018年上半年，徐汇法院执行局使用移动执行APP记录执行213次，加装远程庭审系统开展远程执行和解，远程执结案件8件。信息手段的应用大大提升了执行办案质效。
为了更好地管理执行案款，上海高院研发应用执行案款管理“e号通”，实行“一案一人一账号”。记者从徐汇法院获悉，自使用“e号通”以来，该院执行局对当事人缴纳的代管款资金统一管理、处理和监督，确保符合规定的案款自收到之日起30日内发还当事人。自2016年11月“e号通”上线，到2018年4月，徐汇法院共计分配“e号通”专属账户54697个，从源头上解决执行案款底数不清、发放不及时、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为执行规范化、制度化提供有力保障。两年来累计清理超期发放代管款870笔2.74亿元，不明来源案款全部清零并保持至今。（王川）
